”其实已成为迫害异己、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，是“变相劳改”的一个地方。

    1970年元旦，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“五七干校”，一干就是5年，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。

    最初，干校没有家具，连基本的生活用品、床、板凳都没有，于是干校便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。

    由于担心丢失，一个寒冷的冬日，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，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，忍饥挨饿，“天气冷极了，也没有暖气，没有水。”和朱镕基一起劳动的同事向

    记者介绍，国家计委襄樊“五七干校”位于湖北北部，和河南接壤，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，由于有这些人到来，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。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。

    这段时间，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，偶尔也看看书。这5年的人生经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，可以说是20年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”的重要阶段。

    朱镕基在谈到这段时间时感慨很多，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。他说，在那段时间里，他接触了许多人，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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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朱镕基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，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，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，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“平民情结”。

    廊坊的“传奇”1975年，邓小平第二次复出，复出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。虽然此时“文革”还在进行，政治压力依然很高，但由于有邓小平的努力，已经瘫痪的国家机关、工厂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。

    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。回京后，朱镕基已经很难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怎么办？

    一个机会摆在面前，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，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，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。

    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，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，副主任工程师。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，那么办公室副主任，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。

    此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，20多年前，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，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，副科级，而20多年过去了，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，也许这个时候，上天依然要“苦其心志”。

    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离现在已经23年了，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。

    3月1日，本报记者初到廊坊，便听到有人讲朱镕基的故事：

    朱镕基在任的时候，不正之风已开始出现，但朱坚决抵住这些不正之风，一次他让手下工作人员买东西，而工作人员买1元钱的东西却开出了3元钱的发票，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准报销，工作人员也大怒，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最后只得悻悻而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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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行就是不行”，转述者甚至能够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话。在民间，甚至还流传着朱镕基和当时的领导斗智斗法的传说。刚正不阿的朱镕基，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，肉中刺，很多人都恨他，怕他。

    据说，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的时候，几百口子人只有一个看门房的老人送他，场面极其凄凉。老人把他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车，送他到火车站。

    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，“就你一个好人。”说着两个人都哭了。

    这个故事被记者接触到的几位管道局退休职工否定。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说，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和朱的关系很好，这个人叫周来福，但不是门房老大爷，他也是管道局的职工，和朱镕基都住在单身宿舍。

    由于朱镕基当时家在北京，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回家，于是周来福星期六骑自行车送他到车站，星期一骑自行车到车站接他回来，两个人关系确实很好。

    那么，当时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记者接触几个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职工，大体勾勒出一个轮廓。

    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，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，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，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。

    管道局一个退休职工说，“在我们眼里，朱镕基当然是很有水平的，不爱多说话，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。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，他的英语很好，能说能写，能翻译。”当时，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，和大家一起睡，一起吃住，翻山过河，哪里有石油工地，就到哪里架电线，安装变电装置。他不仅能设计图纸，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些体力活。“施工很艰苦，宿舍就是帐篷，在野外的时间要比在机关里的时间长，当然不是朱镕基一个人在一线，大家都在一线。当时风气也很好，因为大庆精神是深入人心的。”管道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，朱镕基当上国家领导人后，有一年，管道局搞周年庆祝，曾告诉朱镕基。朱镕基批示说，赞成管道局周年庆祝不搞庆典等做法。

    廊坊的这几年可以说是朱镕基多舛命运的最后阶段，不久以后，朱镕基回到北京开始他新的人生历程。

    来源：南方周末